什么是青铜器?

1819年的某个午后,刚刚被任命为丹麦皇家北方古物博物馆馆长的汤姆森(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正在藏品室内踱步。

眼下他面对着一个相当棘手的工作——给博物馆内的藏品编目。这些庞杂无序的巨量藏品该以什么规则排布呢?年轻的馆长已经为这个难题苦思冥想了数个日夜。

忽然,他发现藏品中同一材质的武器、工具似乎都归属于一个时代,循着这个思路,他将石器、青铜器、铁器分别归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期说”。

这份奠定了欧洲古物学基础的“三期说“,不同于传统历史学的年代学序列,创新性的以古物本身划分时代。

不过,对丹麦人汤姆森而言,他可能无法想象,在遥远的东方,有个古老民族缔造出了一种与欧洲面貌完全不同的灿烂青铜文明。

只不过,单质铜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虽然只要经过反复捶打就可以制作出简单的工具,但质地太软,稍一用力就会产生“形变”,使用起来很不顺手。

一直到大约龙山时代晚期,人们发现,如果加入少量铅、锡与铜一起锻造,其质量能够得到巨大的提升。

后来,通过调整铅、锡比例还能调节其韧性和硬度,一种全新的合金——青铜,诞生了。

经过无数次的调整升级,青铜冶铸技术进一步普及。青铜制品很快取代石器,成为人类制作工具和生活用具的主要材料。

不过,我们所说的青铜是现在的叫法。在古人的口中,这些青铜器被称作“金”或“吉金”。

这是因为刚刚铸成的青铜器实际呈现灿烂的金色,我们如今看到青绿色实际是文物长期氧化锈蚀后的结果。

商 兽面纹觯,山西青铜博物馆藏;绿锈之间的金色部分是青铜器的原色(铜的金色),这样保存大量器物原色的铜器相对少见。

如果要追溯青铜器的发展源头,或许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但是,青铜器真正成为一种文明,还是要从二里头文化开始。

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青铜器的发展主要受两大因素影响,一是冶炼技术,二是资源储量,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

二里头文化一般被认为是历史记载中夏朝人的遗迹,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肇始期。在这个时期,中国人已经可以比较熟料的制作青铜器。

在这一时期出土的青铜器中,工具在数量上占了大宗,这主要是因为工具形制简单,只需在泥范内掏出空腔,再注入铜液就能铸成。

另一方面,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青铜工具绝大多数来自铸铜作坊,其用途是青铜加工生产,而非农业或经济用具。这说明当时铜资源还相当稀缺,远不能达到普及生产工具的需要。

相比于石刀、石斧,青铜做成的武器,无论从硬度、锋利度上看,都是史诗级的产品迭代。

对二里头文化周边的聚落和内部农民来说,统治者们手中的青铜利器无异于洋枪洋炮,是对外征伐和维系内部稳定的不二法宝。

不过,当时的武器种类还比较简单原始,目前发现的主要是戈、斧、钺、镞几种。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除了武器之外,二里头文化中晚期出现了青铜器的另一大宗:铜容器。这当然也是贵族阶层才能享用的高端奢侈品。

刚才提到,冶炼技术是影响青铜器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铜容器的出现揭示了当时工匠的一场思维革命:

为了制造形制相对复杂的容器,他们用内芯和外范拼成所需器物形状的空腔,再将青铜溶液浇入其中,待冷却后拆去陶范就可以得到成品,这就是合范技术。

从种类上看,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容器主要有爵、角、鼎、斝几种,其中以爵数量最多。至于其用途,主流观点认为有实用器和礼器两种,其中礼器的作用应该多些。

当时的人或许不知道用这些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的青铜器吃饭喝酒有害健康,但就当时冶炼技术来看,用铜爵喝酒肯定得吃一嘴渣子,所以进献给不会说话的神明是才是好的选择。

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朝代,不过与《史记》中呈现出的大一统王朝面貌不同,真实的商朝更可能是一个以郑、洛地区为核心的不太稳定的部落联盟。

这个时期,全国各地都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造就了一个百花齐放的青铜文明时代。

商人对巫文化有着近乎痴迷的信仰,啥事都要问问老天爷怎么看,以至于整个商代历史几乎都是靠着殷墟发现的龟甲卜辞复原出来的。

他们还认为,喝了酒以后那种飘飘然的感觉是见到神明的表现,因此上到贵族,下到平民普遍酗酒成性,酒器觚、爵的组合也就成为商代礼器中的绝对核心。

早商,这个阶段成汤定都于亳,也就是考古发现的郑州商城,政权相对稳定;中商,这个阶段商王带着百姓跑了四个地方都没安顿下来;晚商,以盘庚迁殷为标志,商人终于又过了一段舒服日子。

早商时期,兽面纹多抽象粗犷;中商时期,开始添加云雷纹作为地纹,并饰以双目突出的兽面纹;晚商时期,兽面纹样越发具体,形象生动,并在器身铸上铭文。目前主流观点认为,这些“兽面”应该是以贪食著称的饕餮。

在武器上,商人做出了矛、大刀等先进产品和用于防御的胄,大大提升了四处流窜时的生存能力。

食器上,器物用途被更加细分,有用于煮的鬲,用于蒸的甗,用于盛饭菜的鼎、簋。

酒器则更加五花八门,除了用来喝酒的觚、爵之外,还有用来盛酒的觥、彝、罍、卣、瓿等等。

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的发现,为我们揭开了一位商人忠实小弟的面纱。

在考古学中,大洋洲商墓归属于吴城文化。这座大墓出土了480多件青铜器,可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与早商青铜器大致类似;第二类中有独具特色的青铜人面具,立鸟兽的方鼎,虎形,年代相当于晚商,但具有鲜明的当地风格。

大洋洲商墓出土 乳钉纹虎耳铜方鼎”,直耳,耳上个有一卧虎 图源:文物考古聊历史

这种差异从何而来呢?比照历史,早商时期,商人通过位于湖北的军事重镇盘龙城对南方地区实行了有力的控制,吴城文化深受其影响。

盘庚迁殷以后,盘龙城废弃,对吴城文化影响力大大削减,当地匠人终于可以自由发挥,DIY出一大批原创产品。值得注意的是,吴城文化发现青铜器以食器、农具为主,可见当地人对老大哥的酒蒙子特质始终不太认同。

大洋洲商墓出土 墓内陪葬的青铜耒为迄今为止出土的唯一一件商代青铜耒 图源:文物考古聊历史

得益于明显的区位优势,同时期的三星堆文化则在巴蜀天险中野蛮生长,始终保存了浓郁的地方特色。

三星堆先民同样痴迷于巫觋,但他们的祭器以五官夸张的青铜人面像、神树、神人像为代表,是当时青铜文明百花齐放的一个明证。

公元前1046年,大势已去的末代商王帝辛穿戴好玉衣礼服,跳入鹿台的熊熊烈火中。随后赶到的周武王姬发用黄钺砍下了他的头颅。

这个极富象征意味的举动说明,青铜器的使用在当时被赋予了强烈的精神内涵,在日后周人的礼乐实践中他们将这种意涵发挥到了极致。

“亚丑”钺,商代 殷商时期,王族们通常会使用一种形似大斧,上雕人面花纹的武器作为彰显自己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这种东西被称为钺。

礼乐制度是周人维系统治的核心价值观,在物质层面,青铜器成为实现礼乐制度最为重要的介质。

《尚书·酒诰》中,周公回顾了商人好酒亡国的历史,并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禁酒令。由此揭开了一个以食器鼎、簋为核心的青铜礼器组合新篇章。

在礼器上,周人按照不同身份规定了明确的“列鼎”制度,即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

虢君家族是西周最地道的老镐京姬姓贵族,初在宝鸡,后来随平王东迁,移封至三门峡一带,始终起着拱卫周天子门户的作用。

上世纪五十年代,考古学家在三门峡上村岭发现了虢国家族墓地。其中虢国君主虢季、虢仲,太子虢元随葬了七鼎六簋,虢季夫人梁姬随葬五鼎四簋。这被视为西周时期列鼎制度实践的明证。

在音乐上,周人酷爱打击乐,青铜编钟、甬钟、钮钟、镈钟,石质编磬是他们的主流乐器。

在上层贵族的社交派对中,伴着“金石之声”分食大鼎中的熟肉,欣赏美人起舞是一种保留节目,堪称西周版的“海天盛筵”。

兽面纹被逐渐淘汰,代之以夔文、凤鸟纹,穷曲纹、重环纹,审美价值更上一层楼。

同时,青铜器作为“国之重器”,其铸造往往得有个由头,因此西周青铜器会在器身刻写大篇幅铭文,记述作器者事迹、作器缘由,成为研究当时历史难能可贵的一手史料。

西周利簋及其铭文,铭文中明确提到了武王征商,并记载了武王伐纣关键战役的具体时间是在甲子日,提到当天清晨岁星当空的天文现象。 图源:网络、腾讯新闻

春秋中期,工匠们开始用蜡模做出预想形状,再用耐火材料包裹后烤化蜡模形成空腔,最后注入铜液浇铸成型,在冶金史上这种方法被称为失蜡法。

失蜡法产品没有范缝,设计自由度也更高,为春战时期各种款式繁缛的青铜器提供了技术支持。

在技术革新的同时,社会政治格局也悄然发现变化,周王室日薄西山,各地群雄并起,各国青铜器也形成独有风格。

《左传》中曾记载楚庄王问周大夫王孙满天子九鼎的大小轻重,留下了“问鼎中原”的典故。不过,从考古发现来看,就算王孙满透露了基本数据,庄王也只能仿制出魔改版的楚系九鼎。

楚式升鼎,以立耳、束腰、大平底为特征,不同于周人七、五、九的奇数列鼎,楚墓列鼎多为偶数组合。

小口罐形鼎是另一种典型楚器,这种形制奇怪的鼎,通常自铭“汤鼎”,应当是与南方生活习惯相适应的温水器。

在南方地区,楚国始终保持的强大的影响力,曾侯乙虽然是曾国国君,但其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大多是典型的楚器。

从某种程度上说,各地特色青铜器的出现,也是周王室逐渐失去向心力,终至礼崩乐坏的一个剪影。

开篇,我们曾提到,影响一种新生事物的两大因素是资源储量和科学技术。但催化一件事物走向消亡的,也同样是这两个因素。

一方面,随着开采规模的扩大和技术的进步,铜不再是一种稀缺资源,到战国末期甚至出现了青铜夜壶,这玩意儿不值钱了,自然也就失去了贵族的青睐。

另一方面,战汉时期,人们逐渐掌握了冶铁技术,铁器在实用性上要比青铜器强的多。即使青铜铸造技术再先进,工艺革命终究赶不上原料革命。

玉柄铁剑 河南博物院藏 有“中华第一剑”之称,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

不过,漫长的先秦时期仍然为青铜器赋予了无尽的文化内涵。鼎始终是国人眼中王权的象征,青铜礼器也始终被视为“周礼”的物质遗产,在历史上无数次“复礼”浪潮中不断被推到舞台中央。

带着这种标签,青铜器在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成了收藏家眼中的宝贝。从宋徽宗的《宣和博古图》,到赵明诚的《金石录》、吕大临的《考古图》,青铜器研究竟然最终形成了一门叫做“金石学”的专门学问。

当我们回望青铜器时,总饱含对神秘的先秦史的无限想象,仿佛看得到华夏文明诞生之初的可爱面目,这可能就是青铜器版的“一个人会死,但精神永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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